马雯专访
它是最真诚的乐器
奏响它之前
先去拥抱它
中学时，乐队排练《梁山伯与祝英台》，来到“楼台相会”的桥段老师说，“独奏小提琴是祝英台，与她对话、互诉衷肠的大提琴自是梁山伯咯…”这是我对大提琴拟人化初印象。转过年，又排演《红色娘子军》组曲，《快乐的女战士》里大提琴就是那位挑扁担起舞的炊事班老班长。“它是男性长者吧！？”这些算是我对大提琴形象的初构建。
长大了，听过比烟花寂寞的杜普蕾把“埃尔加”拉到啼鹃带血；知晓德沃夏克的《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背后是与初恋咫尺天涯却阴阳两隔的肝肠寸断；明白诸多乐器都能演奏圣·桑的《天鹅》，但“天鹅之死”还是独属大提琴…“这终究是一门悲情的艺术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约访到中央音乐学院大提琴教授马雯老师。
“它是件最真诚的乐器吧？！从演奏姿势看，拉响它的前提就是去拥抱它。我们有多久没有真诚相拥了？就好像我们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那般。大提琴对我来讲就是一起长大、见证彼此、形影不离的朋友。”马雯老师这样说，“我的第一把大提琴是父亲亲手做的，自己选材，自己画样，自刷漆水，自己定弦……所以，自与它相遇在我眼里大提琴就不仅仅是件乐器，更是有生命的伙伴。”
“父亲好厉害！他是制琴师吗？”我问道。
“并不是！”马老师回忆着说，“我的家在父亲之前并没有人从事音乐事业，严格上讲不能算音乐世家。父亲只是爱艺术，会演奏二胡，却因绘画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在京求学期间，本想精进自己的二胡技艺，却在无意间听到了大提琴，便义无反顾投身这门艺术。他本来是有机会留苏深造，却因时局变动回到故乡，成为家乡的歌舞团大提琴首席，也担起当地大提琴启蒙工作。所以，我走上音乐这条路大提琴是不二之选。”
“求学之路的关键词是什么？”我问道。
“幸运！”马老师笑称道，“我是1983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的。之前未有，之后也再没有过，迄今为止那年是央音唯一一次来我的家乡招生。当时抱着个无心插柳的平常心，等复试考官摆好三个收音喇叭，我就开始演奏。考完后要把录音带回北京做评定才出结果。当天父亲外出不在，事后他郑重其事问我是否下定决心走音乐这条路，我就斩钉截铁地回答，‘是！’父亲便向我承诺：‘你需认真准备一年。转过年！我陪你赴京赶考。’很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通知书到了，我居然考上了。”
“我挺幸运的，或者说求学之路挺顺利。”马老师继续回忆着，“考学成功，小学五年级转入央音附小，然后顺理成章升入附中、大学本部；本科毕业之前在国内一次含金量很高的比赛中拿到头奖，破格以本科毕业生身份留校当老师…如何对得起这份幸运？唯有加倍努力！我是那种本能喜欢练琴，享受练琴的人。学生时代，我们的弦乐四重奏（一提白玉、二提张希、中提苏贞、大提马雯）在第23届捷克布拉格之春室内乐比赛中获奖，受邀去捷克演出。由当时学校里唯一懂得捷克语的王永新教授带队，我们坐了七天火车到莫斯科，再转车去布拉格…那是1987年，当时的绿皮列车条件非常艰苦，火车开动着，乐谱晃出重影我们还在练琴…是真的爱练琴呀！所以我既没有体会过把练琴当折磨是怎样的痛苦，也不理解既然不爱为何不尽早离开的‘执念’，何必在不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上浪费生命呢？”
爱是陪伴，是彼此一起慢慢变好，是每一个重要时刻它都在。马老师说，“能与大提琴遇见是命运的馈赠，一辈子不分离就是不负命运。如何做到呢？那就一起去挑战，共同去冒险。2019中俄建交70年,我和盛原老师在清华不间断地上演俄式浪漫（拉赫玛尼诺夫、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大提琴作品）；2020贝多芬诞辰250年,我和发小黄亚蒙老师把贝多芬全部五首大提琴奏鸣曲搬上舞台（当然这次必须中场休息了）。构想这些壮举时，我也担心过，真能完成吗？向目标前进途中，却收获了无数个惊喜和感动。不仅有‘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惬意，更有在百炼钢与绕指柔之间任意横跳的畅快。当完成挑战，把心中的最完美呈现在舞台上，现场反哺给我的幸福更是难以言表。”
“什么是现场反哺的幸福感呢？”我插问道，“不会仅仅是聚光灯、掌声和鲜花吧？”
“当然不仅仅是这些看得到、听得着的反馈。”马老师说，“更是一种台上、台下基于作品的心灵共鸣！虽说一百人心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但在现场某一刻，彼此的心都会为‘哈姆雷特’而跳动，不是吗？这就是所谓舞台反哺的幸福。2020年，这样特殊艰难的一年，我们以贝多芬之名聚在一起。当贝氏音乐响起，每个灵魂都为一种精神共鸣。不论是台上的我还是台下的你，在音乐运行的时间里，抛弃世俗熙熙攘攘，浸浴其中，世界大同就能实现——尽管短暂……想来这才是演奏家的使命，去能奏响每个人心底那根共鸣的弦。”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认识呢？”。
“或许是从去德国留学吧！？”马老师反思道，“留校后又几年，我得到去德国留学的机会。初到那里，毫不夸张讲真是被震撼到。他们的大提琴水平为什么会那么高？随随便便一个小型乐团的大提琴乐手也能拉出美得让人想落泪的声音。究竟是为什么？不是技术问题，论基本功我们并不比谁差；也不是意识问题，不能否认我们认真查史料，了解作品背后一切所做的努力和成绩。后来我发现是审美问题，是本能对音色美丑的取舍和判断，是不同的文化土壤孕育不同的审美取向。大提琴毕竟是西洋乐器，好的音色自然要尊重他们的审美。”
“同时我也在反思：出国留学学习音乐、学艺术究竟要学什么？当然不仅仅是提升技巧，更是要去沐浴对方的文化。都说‘文字的尽头是音乐的开始’，反思这句话也能推出‘音乐的根基就是语言’。留学更是要切身体会，感受其语言环境，掌握其语言精髓。其实无论东西，演奏诠释自家作品总是轻车熟路、信手拈来；一旦跨过那条楚河汉界，来到别人的主场，想要‘原汁原味’，先要感受到对方的语言美、认同对方的文化美。音乐（艺术）留学不能仅限于课堂，更要去多走、多看、多感受。”
“此外，留学德国给我另一个重大启示：求艺之路上永远不要失去好奇心。”马老师继续说，“老师Gert von Bulow先生经常会用一些我已经烂熟于心的作品要求我去做不同的尝试。面对艺术，只要不丢掉真诚就可以大胆去做任何可能，保持在求艺道路上的好奇心对一个职业演奏家很重要。”
“不过我还是觉得大提琴这件乐器暗藏着悲伤的基因。总觉得它与浪漫派，更与俄国作品特别般配。”我把心底对大提琴的感觉说给马老师听。
“是不是觉得俄国作品那种大线条的粗粝美感更适合大提琴音域，更或者与小提琴比起来更大的把位变化带来的沉重感更适合表现那股苍劲之美？”马老师说，“越是好的演奏，越没有壁垒或是区域划分。因为已经不是去单纯看演奏者有没有出错、技术过不过关；而是去听他（她）带给你的感受，也就是感染力。只有当个人技术还存在问题，是否专业才能听出区别。其实我们一提到浪漫就很容易走进误区，很容易overomantic，觉得浪漫就是把心、肝、肺都掏出来都不嫌多；但实际上浪漫派也好，俄国作品也罢，传达的感情和音乐描述并不是人们普适的浪漫，而是那种好似西伯利亚雪原基调和底色里暗藏的悲凉和悲壮，描述着一种博大又深沉，像大地般广袤的爱——不是个人渺小的情情爱爱。不要把大提琴拉‘小’是关键所在。况且，真正好的演奏是任何处理都不漏痕迹，能自然而然就觉得作品本该这样，一点儿都不刻意（当然，也要明白听不到处理痕迹并不代表没有处理的能力），这才是最好的演奏。”
“说大提琴藏着悲伤的基因，想必你要提杜普蕾吧？”马老师说，“一个匈牙利的大提琴手在广播里听到她的琴声之后说了一句：‘如这般拉琴的人肯定活不长久’，果然一语成谶……这是提到杜普蕾绕不开的故事。人们说从她的琴声中听到了属于生命的厚度和力量。杜普蕾的那把‘大卫杜夫’在她去世后由马友友执弓。两人用相同一把琴，两位都算非常伟大的大提琴家，但他们通过音乐诉说的故事截然不同。”
马老师说，“审美是主观的东西，爱与不爱是自由。顶尖的音乐家来自世界各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音乐经验，要在他们中进行绝对评判并不明智，差异化诠释才是艺术家个人魅力以及艺术修养的绽放。”
究竟是什么成就了那些伟大的音乐家？看似光鲜靓丽的荣誉背后都是他们各自的人生素描。“我将生命付给了你，我将孤独留给我自己”，一句歌词道尽了这类音乐家的真实人生。行文至此，想必应该明白：真正好的大提琴肯定大有人在，但也因为这个时代的原因，“被听到”反倒成了一件很难的事。琴声的好坏跟演奏家头衔没有必然联系，反倒是该如何去判断琴声好坏呢？越好的琴声越不需要欣赏的门槛和壁垒，最自然的表达带来最大的震撼，可往往这样的自然最是难得。在任何领域都这样，修炼到最后就是自己内心一个状态，而并非演奏技巧上的更进一步。当然前提是：只有当你能够跨越到技巧之外，才能有这般理解和体会。
我努力回忆着当晚马老师与黄亚蒙老师在中山音乐堂上演的全套贝多芬大提琴奏鸣曲，也努力寻找着一句可以描写那场音乐会听感的话——尤其是在承载了太多伤逝2020年。那晚的琴声终究让我想到张晓风在《一一风荷举》中的一句感叹，“人间永远有秦火焚不尽的诗书，法钵罩不住的柔情。”只需你用心寻找，用心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