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不得不”随时随地将自己的底线——活着，设为最高目标，由此一切亲情、爱情、友情、高尚、美好和热爱都可以被无条件让渡出去之时，正如阿甘本所说的，这一交换既失去了以上的美好，也不会获得真实的安全和保障。
原文 ：《友爱让我们远离例外》
作者 | 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胡敏
图片 | 网络
友爱：暴力的真正对象
我们偶尔会在媒体上看到一些骇人听闻的打人事件的报道，比如某女子因为拒绝陌生男子的骚扰而被其同伙殴打，甚至对其同伴、试图出面阻止暴力的帮助者拳脚相加。随着社会公共设施的日益完善，这些不法事件也会被监控记录。当我们抽丝剥茧地观看此类事件的监控视频，在愤慨的同时也会惊讶地发现，看似任意、凶蛮的暴力中潜藏着精准和“理性”的计算。比如，在嫌犯骚扰受阻后，其首先重度施暴的对象却并非骚扰对象，反倒是那些出面阻止、见义勇为的帮助者，数名嫌犯几乎不谋而合地“精准”打击了每一个试图出手的相助者。似乎在他们眼里，帮助者比原本他们想要施暴的对象更可恶，因而更需要迅捷、残酷的打击。
对帮助、声援和支持者施以更为优先、更加剧烈的攻击，在类似的案件中并不鲜见。这种对于帮助者的格外憎恶的行为不仅关涉犯罪心理学，更击中了权力技术学的软肋，它展现了暴力的惯用者们所狡黠掌握的暴力得以最大化的要诀：消灭他的朋友，亦即消灭友爱。
施米特说，政治的本质在于区分敌友。但以施米特的口径，他似乎更想说的是：政治的本质在于挑出敌人。基于此，一个不那么暴戾的版本似乎也可以推论得出：政治的本质在于找到朋友。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德里达的《友爱政治学》方得以立论。然而，在解构之路上战无不胜的德里达却不得不折戟于此，他和我们都低估了藏在暴力凶狠外表下的精妙算计，事实上，真正的暴力不在于以你为敌，而在于——让你无友。
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著名段落中定义“朋友”为“另一个自我”，阿甘本则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定义推升至“自我中的固有他者性”。因而从某种角度上，朋友就是一个“没有我的自我”，一个不可或缺的对自我的让渡。然而，也正是这个让渡主体的“我”才建构了“我们”，“我们”以“我”开头，却从来不指向“我”，因为构造“我们”的不是主体，而是朋友和联结朋友的友爱。因此，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样：“人类共同生活，而不是像畜群那样共享牧场。”人凭借友爱缔结了共同体，创制了城邦，而唯有神和兽才居于城邦之外。神俯瞰众生，兽虎视眈眈，神用巴别塔切断了友爱，阻绝了傲慢，而兽所代表的暴力用以进攻共同体的方式，也正是切断友爱。
消灭友谊、割断情感、隔绝纽带，让个体孤零零地面对武装和凶蛮，这正是暴力的真正目的。开除社会、毁去人际、分化联系，让个体赤身裸体地面对丛林和野兽，这正是暴力达到目的的手段。所以，暴力憎恶朋友高于敌人，嫉恨帮助高于反抗。因为暴力知道，当所有人都开始驯顺地学会服从而冷眼旁观，当所有人都开始深感无力而选择放弃，人就自动降格为自私自利，进而贪图安逸，最终是虚弱无能的斯宾格勒意义上的“费拉”。由此，暴力便迎来了一个没有政治的世界，一个没有对手和敌人的世界，一个将“人”作为“物”任其摆布的世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在疫情期间发出他最深刻同时也是最不为人理解的诤谏：人，无论如何都不能失去与人的联系。一旦人们失去互相照面的脸、失去了爱情、失去了哀悼、失去了友谊，那最终失去的就是“人”。而这一失去恰恰换不来安全，相反，它最终损害的正是安全本身。在埃利亚斯·卡内蒂的代表作《群众与权力》中，他告诉我们：人只有在群众中，陌生的恐惧才得以被逆转，正是在群众中，人才有力，而人唯有有力，才能呼吸。阿甘本自然深谙此理，他引用海德格尔的话告诫人们：“一旦失去了与世界的联系，‘物’本身即是可怕。”那么，依照阿甘本的逻辑，我们似乎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旦失去了与人的联系，“人”本身即是恐惧。而这正是发生社会暴力事件的现实。
例外：不必身处的绝境
在暴力事件掀起的社会舆论中，当所有人都在讨论，在场的我们是应该远离后报警，还是干脆不报警；是应该遭到骚扰后奋起反击，还是投其所好谋得安全脱身；是应该路见不平拍案而起，还是抱住同伴远离是非；是应该即使遍体鳞伤，也要义无反顾地施以援手，还是考虑到见义勇为的种种“苦果”后退避三舍、自求多福……
当我们在谈论上述内容的时候，我们在怎样的范围内讨论着这一切？选择不仅是勇气的产物，它更是我们身处例外的距离，距危在旦夕的例外越近，我们便越身不由己。但是，我们并没有活在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中，也并不需要每个人随时随地都被迫将自己的身家性命筑成防御工事。而一旦我们开始了以丛林“自保”为目的的生存设定，那请问这种“理性”和“计算”的界限在哪里？被权衡的对象包不包含同事、同学、朋友直至父母、妻子和孩子呢？
是的，在洞穴被困中我们考虑“不得不”，在海上遇难中我们考虑“不得不”，在电车难题中我们还是考虑“不得不”，我们且不说为什么人就非得要把自己按在“不得不”的食槽里，退一万步，去个餐馆、逛个街是哪门子的洞穴、海难和电车？当我们在用计算机和天平衡量“我和她”的价值时，我们想过没有，我们已经落到，或是被逼到了用牙齿来捕鱼、用手掌来制冷、用双脚参赛F1的境界，而这种画面的滑稽程度不亚于茹毛饮血的原始人穿越到西装笔挺的写字楼。
事实上，我们不必在想象的自然状态中强迫自己走向例外，在被制造的焦虑中失去自身，没有什么试图强迫我们用不是人的行为来做人，用“活着就好”来活着，用把下限设为上限的方式欺骗自己还有底线，也没有什么强迫和诱导我们把生命中的一切场景都预设为紧急、例外和危机。当我们“不得不”随时随地将自己的底线——活着，设为最高目标，由此一切亲情、爱情、友情、高尚、美好和热爱都可以被无条件让渡出去之时，正如阿甘本所说的，这一交换既失去了以上的美好，也不会获得真实的安全和保障。因为，一切安全都源于自治和强健，而不是包裹和施舍，紧张不安的心绪和神经质的身体只会让自己孱弱不堪，最终，像“费拉”一般贪图安逸、自私自利，而安逸和自私就像基因一般让孱弱得以继承，像病毒一般让无能得以传播。
有朋：让我们远离例外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的开篇其实是一段颇为哀伤的故事，从“有朋”的“不亦乐乎”到“人不知”而“不愠”的自勉，孔子意在告诉我们，即使到了最凄苦的地步，最例外的例外，我们依然要以君子自居。
卢曼说：真正的力量不是像施米特说的那样，去决断例外状态，而是有能力让例外状态永远被阻绝在外。这完全正确，但我们仍然有必要修改卢曼的这句断语：真正的力量不是决断例外状态，而是让作为每个人的自己都有能力将例外状态永远掌握在外。
让“人不知”的例外远离社会和社会中的我们，毕竟社会由人所建立并且重建，人如何，社会便如何，而人却又由两种自我所共同定义：“有我的自我”和“没有我的自我”。我们不希望这个世界以敌人的方式被定义，我们更愿意相信，世界的意义在于朋友，在于我爱的人，在于爱我的人，在于“有朋自远方来”的常态，而非例外之中。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14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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